萧红与电影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电影是所有中国现代女作家写作的重要文化艺术背景，它是和文化改良运动共生的外来艺术样式，也是现代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崭新视听艺术，重合于现代女作家们的知识结构。

1905年，第一部中国人拍摄的京剧纪录片《定军山》就诞生在北京丰泰照相馆；同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咸趋实学”。早于这个时间点的9年以前，1896年6月，外国电影就出现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中，先是在亲朋好友之间放映，然后“又一村”在社会各界的要求下向市民售票公映，电影成为外来艺术最前卫的形式。此后，电影逐渐在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最早被叫做“影戏”，“电影”一词的命名方式，应起源于对皮影的联想。

早于电影出现的前一年，第一所中国人办的女学就在上海诞生，几乎和电影的出现同步。现代女作家都受惠于女学，她们在五四运动以后转轨的现代教育体制中接受过初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其思想的启蒙与知识的转型，必然和电影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密切联系，但由于其所处地域的人文环境不同，接触的早晚会有差距，这影响到她们的文体风格与艺术表现的手法。

一

萧红出生的1911年，已经是历史的新纪元，她生活的呼兰古城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不久，由于中东铁路的开通而迅速被冲击到现代文明的边缘。虽然她的长辈适应了现代文明的转型，家庭具有维新倾向，但是还处于接触现代政治思想和器物的阶段，艺术最多是实用物品的装饰，比如机械钟表的人物与植物造型等。萧红进入现代教育体制之后，在声光电化的课程上或许会获得电影的知识，但没有现场观看的可能，因为呼兰城当时没有电影院，最多也只可能有作为教辅手段的幻灯片。她童年的艺术修养主要是来自母亲的女红绣样、祖父的古诗熏陶、大伯父讲解的古文，还有民间萨满仪式跳大神、民歌、秧歌表演和野台子戏。她接触的外来艺术样式最早的应该是图画和马戏，以及后来的话剧。此外就是家族中在外求学的兄长带回来的外国乐器，这在她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中有过记述，但那也已经晚到1927年之后了，当时她已经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了。

一直到中学毕业，萧红最迷醉的艺术都是美术，从小立志当画家的梦想在这里有了高师指点、系统学习的条件，看电影则是业余的活动。当时哈尔滨的电影业比较发达，但只限于放映，而且以商业娱乐片为主，目前留存的各种资料中，没有摄制机构的记载。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多种族居民杂居的多元文化构成、地缘与交通运输的便利，使各种电影拷贝可以迅速抵达电影院，所以看电影在哈尔滨市民中是比较普及的娱乐活动。在目前留存的资料中，萧红看电影的记录仅有一次，那是在中学毕业前夕，其同学徐淑娟的母亲出资，萧红和回家探亲路过哈市暂住徐家的北大学生李洁吾等，在马迭尔影院看了一部外国电影。据李洁吾回忆，当时两个人只顾谈论北京学界的诸种情况，连电影的情节内容都记不得了。1932年哈尔滨沦陷之后，萧红和萧军同住商市街25号耳房生活，直至1934年6月4日离开，其间都没有看电影的记载，只有为糊口帮朋友画电影广告的失败经历，当时看一场电影所费不赀，以他们贫穷的状况怕是难以承受，她作品中只有对摩登的房东女儿看电影归来兴奋的言语状况的描写。但据他们早期朋友张陵(虚生)回忆，萧红1937年1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在哈尔滨时期旧友为她接风的聚餐中，她唱了一支俄语歌曲，是一部俄国电影的插曲[1]，表明她早年在哈尔滨应该有过不少看电影的机会。中学期间，她家世优越又有工资收入的未婚夫，有可能在节假日里带她看电影；住商市街时期，她与萧军还一起跟一个出生在哈尔滨的高加索移民之女学俄文；自1932年开始，他们被《国际协报》聘为特约记者，每月每人有20元哈大洋的薪水，当时三块哈大洋就可以买一袋上好的德国机磨面粉，两个人又都有一些稿费，每千字1元，萧红写作极其勤奋，陆续发了不少文章，经济逐渐宽裕，又有一些收入固定的朋友，无论是出于语言学习还是开阔艺术眼界的需要，他们应都有以各种方式看电影的机会。由此推测，她在哈尔滨的六七年中，应该看了不少外国电影，其中俄苏电影应该不少。

萧红短暂的三次北京之行有两次看电影的记载，一次是1930年首次到北京，和一群东北籍朋友在西单绒线胡同中天电影院看了一部名为《泣佳期》的电影，引发了她关于爱与死的议论。1937年，最后的北京之行中，她和舒群一起看了嘉宝主演的电影，名目不详①。她1931年春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无论是经济的窘迫还是个人情感的纠结，大概都导致她没有看电影的条件。但是她第一次在北京住了半年，一开始的经济情况还可以，朋友又很多，其中不乏有收入和家境宽裕的，也应该是不止看过一部电影。萧红在上海期间经济宽裕，朋友很多，又是鲁迅家的常客，周末乘出租车去看电影是鲁迅家族的惯常娱乐，所以，她应该是看过不少电影。在现存留的文字中，他们看过的电影有好莱坞制作的《泰山人猿》《复仇艳遇》《绝岛沉珠记》、苏联电影《夏伯阳》，以及非洲怪兽和苏联红场阅兵式一类的纪录片。在萧军的回忆中，有他和许广平抢着付款买电影票的细节，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有多处看电影的记载，当时用的还是“影戏”的称呼。有一次，她看到了电影中的街景是鲁迅家住的北四川路和附近的施高塔路[2](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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