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小传统以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几部影片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把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传统分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两个不同层级的组成部分。所谓“大传统”是指正统的、官方的、书本的、雅的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异端的、民间的、日常的、俗的传统。而伦理文化中的“小传统”是指“不定型的、由普通民众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发形成、在话语表达上居于主流之外的价值观念，它广泛地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非理论化的现实状态之中。”①从这一理论出发，审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反映上海弄堂生活的影片，就会发现这些影片正是这种文化“小传统”的艺术呈现，是上海开埠后在特殊与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民间伦理文化的反映。

一、明星影片公司的制片原则

“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②作家王安忆在采访中曾这样描绘上海，并认为真正的“上海芯子”既不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构成，也不是由光怪陆离的都市传奇写就，而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弄堂世俗所浸染而成。而这种“琐细日常”的上海世俗生活实际从1922 年的《劳工之爱情》开始，便已经在上海的大银幕上上演。明星影片公司的创作理念和制片路线就如同王安忆的写作一样，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射于市井，聚焦于俗民。

即使三十年代“革命”激情冲击不断，明星影片公司在融合进步意识与革命口号的同时，仍然不忘在电影中穿插琐碎、庸常的市民百态，展示一种深植于弄堂巷口的民俗与民间伦理，并乐于在其间营造一种小而幽默的生活诗意。从《劳工之爱情》开始，到《脂粉市场》、《新旧上海》，再到《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尽管其间也有《马路天使》中小云的死所带来的沉重，但大体上，这几部影片都以一种“希望”结尾而成“团圆”式的结局。明星影片公司的电影人深知观众的心理需求与审美习惯，因此，以“磨难”换取观众的同情与共鸣后又会以“希望”带给观众安慰。在编排影片中各种人物的“磨难”时，明星影片公司甚少采用联华影业公司或电通影片公司的那种一定使人物沦入极致“悲惨”的情节组织形式③，而更多地展示芸芸众生在世道艰难中如何精打细算地过岁月、小悲小欢地经离合。从意识形态的进步导向看，明星影片公司可能无法与联华影业公司和电通影片公司相比，却也较少受制于“宏大叙事”，从而使其制作的影片多了一份亲和、细腻而又温暖的生活气息。所以，很幸运地，我们今天的观众可以从明星影片公司的几部影片中看到《劳工之爱情》中真实的“老虎灶”，看到《马路天使》中上海著名的“水包皮”的生活场景，以及节日时弄堂中的邻居互赠“过节礼”的民俗。在这些琐细的世俗生活展示中，我们通过银幕看到老上海弄堂中的人间万象，看到人物的酸甜苦辣，也看到了世俗上海的底色：上海市民阶层坚韧而又不乏乐观的市民精神。

二、小市民的“上海梦”

在沈西苓导演的电影《十字街头》里，赵丹饰演的老赵哼唱了一首《春天里》。《春天里》由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是国产有声片中流传极广的一首歌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前途自有风和浪/稳把舵齐鼓桨哪怕是大海洋/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

王安忆曾在《长恨歌》里说上海的生活“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春天里》的歌词正是在生活细节的歌咏中印证着这种“坚韧”——“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

这首歌的歌词与影片中老赵的性格和生活极为贴合。老赵是读过大学的小知识分子，很有些“傲气”。比如，他曾怒称“金钱万恶的世界，你怕我不会反抗吗？”但在物质条件极端有限的情况下，老赵的“傲气”只能是傲给自己看。他仍旧要在弄堂里和房东太太为缓交房租而斗智斗勇，仍旧要成为小市民阶层中的一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人口急剧膨胀。“一·二八”事变后，受中日战局的影响，上海的经济和实业都面临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底层的贫民生活更加艰难，原本生活相对稳定的市民阶层也面临着各种突变。危难之中，最容易暴露出人的本质与隐藏的力量。面对随时可能的失业和生活危机，弄堂中的上海市民充分显示出“坚韧”的市民精神——“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朗里格朗，朗里格朗。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老赵大唱“朗里格朗”，欢快中隐藏的是难以言尽的心酸与无奈。但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遇到怎样凶悍的房东太太，老赵都要生存下去。失去生存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口号都没有意义。所以老赵放下失去朋友的悲伤，开始求职和工作并收获了爱情，尽管最后他又再次面对失业的困境，但“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有曙光”，老赵与爱人和朋友带着勇气手挽手走向前方。最后的镜头给观众以希望，彰显着上海市民阶层面对艰难生活的乐观态度与对光明的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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