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的影视化改编

伴随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现代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由此带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多样化。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又促进了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具有强烈视听性的影视作品。电影《金陵十三钗》便是其中一例。它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由刘恒、严歌苓担任编剧，张艺谋执导。影片以南京大屠杀为大背景，讲述了南京的一座教堂中，一位假神父，一群生死未卜的女学生，十四名躲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中国军人一起面对孰生孰死之艰难抉择的故事。

一、人物形象的改编

首先，是对角色约翰的改编。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约翰为何突然从一个贪财好色的酒鬼变成了一个主动放弃逃生机会、努力帮助女学生们逃离日军魔爪的神父。相较于本片另一主要人物赵玉墨来说，他的这种转变实在太缺乏动机。

纵观整部影片，玉墨的转变还是有迹可循的。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可以归纳出几层铺垫。第一，她和姐妹的到来，占据了本该让女学生们躲避危险的地窖。日军第一次冲进教堂，书娟和其他女学生在慌忙奔逃的过程中，来到了玉墨及其姐妹藏身的地窖口。在这里书娟和玉墨有过一次短暂的对视镜头。两个同样面临困境的群体，两个群体的代表，在短暂的安静中，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书娟的选择让玉墨及其姐妹免遭暴露，却让女学生们险遭日军侮辱，其中一名学生更不幸坠楼身亡。对玉墨来说，这是一份尤为珍重的救命之恩。第二，李教官和玉墨有过一次谈话，玉墨因此得知李教官及其兄弟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正是为了保护这群女学生而选择与日军同归于尽，只剩下他一人。这件事进一步震撼了玉墨的心灵。第三，约翰向玉墨坦白豆蔻的惨死，这让玉墨深切地体会到日军的残暴。她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也曾是教会学校里单纯的女学生，后来无奈沦落风尘。基于内心对单纯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身边姐妹的悲惨遭遇，她不忍让这些学生遭受同样的凌辱，甚至虐杀。第四，面对日军的“表演邀约”，书娟和其他女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悲惨境遇。她们选择集体爬上高楼，想要跳楼自杀以求解脱。在这危急的时刻，玉墨立刻答应代替女学生去“赴宴”，其他妓女在玉墨的感召下，也都纷纷答应下来。

综上，玉墨的转变，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铺垫。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令人难解的是她的姐妹们在其感召下，迅速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大多数妓女在影片中并未有太多镜头，甚至没有点出姓名，很难看到她们决绝选择背后的层层铺垫，很难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挣扎。大多数妓女仍然更像是处在被动地位、没有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的简单个体。当然，这个问题自原著带来，不能归咎于影视改编。

回到约翰的人物形象上来，当日军第一次冲进教堂想要强奸女学生时，约翰的挺身而出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普适性的人道主义以及个人英雄主义；而当他外出寻找妓女，遇到同乡，有机会可以逃离南京却果断选择放弃时，人物的行为逻辑就并未得到很好的梳理，与前面的约翰形象相比，具有明显的割裂感。另外，曾目睹两个女人被日军虐杀后的血腥场景的约翰，在妓女代替女学生这一事件中，面对所爱之人玉墨做出的选择，表现出的痛苦与纠结显得很轻微，不符合一般人的情感逻辑。

如果是小说中真正的神父英格曼，情节的安排或许会更为合理。英格曼神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认为人人都有平等的尊严。原本可以袖手旁观的他，甘冒风险，收留了妓女和中国军人，并提供给他们容身之所和本已匮乏的物资。面对日军的刺刀，英格曼神父毫不畏惧。可以说，他的威严和正直在与日军的数次交锋中展露无遗。而在南京城沦陷后，他让所有女学生为国家、民族而哀悼，又体现了他的血性与良知。因此，当他心中产生妓女代替女学生的想法时，他对十字架进行祷告。他知道“他将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1]，他安慰自己，“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他被迫做出这个决定，把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择出来，奉上牺牲祭台，以保有那更纯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2]。但他随后又怀疑自己是否有替上帝评判优劣的选择权，这体现了信仰与现实的残酷对冲。这也是严歌苓原著小说中的一个出彩之处。人物的两难选择造成内心的矛盾冲突，展现人性复杂的同时，也让故事显得更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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